青少年犯罪问题

① 那艳芳等：《“两高两部”〈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〉的理解与适用》,载《人民检察》2023年第15期，第60页。

(1)参见何挺、周思余: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: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》,载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2023年第4期,第134页。

(2)刘军:《预防性法律制度的理论阐释与体系构建》,载《法学论坛》2021年第6期,第95页。

(3)参见兰跃军:《性侵未成年被害人的立法与司法保护》,载《贵州民族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》2019年第4期,第120页。

(4)参见熊伟:《儿童被害及其立法预防》,载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2015年第4期,第18页。

(5)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40条规定:“学校、幼儿园应当建立预防性侵害、性骚扰未成年人工作制度。对性侵害、性骚扰未成年人等违法犯罪行为,学校、幼儿园不得隐瞒,应当及时向公安机关、教育行政部门报告,并配合相关部门依法处理。”

(6)参见刘艳红:《法秩序统一原理下未成年人保护制度的刑民衔接适用》,载《现代法学》2021年第4期,第191页。

(7)参见史立梅、孙若尘:《性侵害未成年人犯罪语境下的性引诱行为研究》,载《中国青年社会科学》2022年第5期,第130页;赵安晓宇、马忠红:《从一元走向多元:网络性侵儿童犯罪治理的英国经验与中国镜鉴》,载《当代青年研究》2023年第6期,第58页。

(8)参见杜治晗:《两小无猜非儿戏——一条司法解释的法教义学解释》,载《清华法学》2020年第4期,第61页。

(9)参见刘滢溪:《隔空猥亵入罪视角下性引诱儿童行为犯罪化之证成及路径》,载《少年儿童研究》2024年第6期,第25页。

(10)对性引诱和性剥削行为的界定主要以2016年儿童性剥削机构间工作组在卢森堡通过的《保护儿童免受性剥削与性虐待的术语指南》为参考。同时,参考《布莱克法律词典》、联合国儿童基金会《保护儿童免遭性剥削和性虐待的术语准则》、英国“防治虐待儿童协会”(National Society for the Prevention of Cruelty to Children,NSPCC)对性剥削行为的界定以及台湾地区《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》,“性剥削”含义较广,包括犯罪行为、违法行为和其他未被认定为违法犯罪的其他性操纵活动,因此,将性剥削行为作为兜底条款,以实现全方位预防性侵害之目的。

(11)参见储槐植:《犯罪场论》,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,第42页。

(12)参见储槐植:《犯罪场论》,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,第14页。

(13)See A Nicholas Groth,Men Who Rape:the Psychology of the Offender,Plenum Press,1979,p.12.

(14)参见刘白驹:《性犯罪:精神病理与控制(上)》(增订版),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,第175页。

(15)参见姚建龙:《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》,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22年第3期,第32页。

(16)参见玛丽:《韩国:“化学阉割”性犯罪者》,载《江淮法治》2013年第4期,第50页。See Louisa E.Heathcote,Chemical Castration in Indonesia:Limiting an Absolute Human Right,The Indonesian Journal of Southeast Asian Studies,2020,3(2):201.

(17)参见储槐植:《犯罪场论》,重庆出版社 1996 年版,第31页。

(18)参见[德]汉斯·约阿希姆·施耐德:《国际范围内的被害人》,许章润等译,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,第18页。

(19)参见韩飏:《北京海淀法院:近五年超六成未成年性侵案为熟人作案》,载《中国青年报》2020年6月19日,https://news.cyol.com/yuanchuang/2020-06/19/content_18667039.htm。

(20)《未成年人保护法》第57条规定:“旅馆、宾馆、酒店等住宿经营者接待未成年人入住,或者接待未成年人和成年人共同入住时,应当询问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的联系方式、入住人员的身份关系等有关情况;发现有违法犯罪嫌疑的,应当立即向公安机关报告,并及时联系未成年人的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。”

(21)参见章人英主编:《社会学词典》,上海辞书出版社1992年版,第480页。

(22)参见王立梅:《“犯罪场”视阈下网络暴力行为阻断模式构建》,载《政法论坛》2024年第3期,第56页。

(23)王利民: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总则详解》(下册),中国法制出版社2017年版,第901页。

(24)参见栗峥:《现代社会中的权力规训:福柯法律思想的关键词展开》,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1年第3期,第193页。

(25)参见刘艳红:《网络时代社会治理的消极刑法观之提倡》,载《清华法学》2022年第2期,第182页。

(26)那艳芳等:《“两高两部”〈关于办理性侵害未成年人刑事案件的意见〉的理解与适用》,载《人民检察》2023年第15期,第65页。

(27)参见邓丽:《最有利于未成年人原则的实践基础与制度理性》,载《政治与法律》2024年第6期,第29-35页。

(28)参见梁平:《新时代法治型国家治理的理论阐释》,载《法学论坛》2024年第1期,第79-80页。

(29)参见曾光:《论零级预防》,载《中华预防医学杂志》2008年第5期,第296-297页。

(30)参见何挺、周思余:《侵害未成年人案件强制报告的响应处置机制:域外经验与完善路径》,载《青少年犯罪问题》2023年第4期,第132-135页。

(31)参见姚邢:《“性自主权”侵权责任认定与精神损害赔偿》,载《人权》2024年第2期,第98页。

(32)《刑法》第72条将“宣告缓刑对所居住社区没有重大不良影响”作为缓刑适用的法定条件之一,社会调查报告是判定是否符合该项规定的重要依据,从立法来看,可以将心理评估意见纳入缓刑的社会调查报告之中,进而使心理偏常程度能够成为法院决定是否宣告缓刑的参考因素。

(33)参见姚建龙:《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》,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22年第3期,第35页。

(34)参见栗克元:《犯罪动机新探》,载《现代法学》1996年第2期,第92页。

(35)参见姚建龙:《对性侵儿童犯罪人实施化学阉割的本土化探索》,载《环球法律评论》2022年第3期,第33页。

(36)参见李綦通:《被害预防——我国犯罪治理的常规模式》,载《社会科学战线》2014年第3期,第22页。

(37)谭志君、余阳:《犯罪场语境下的被害预防》,载《法制与社会发展》2008年第5期,第144页。